洪晓楠,王坤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总体样态、原则遵循和实践方略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6期。
引用格式:洪晓楠,王坤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总体样态、原则遵循和实践方略[J].探索,2020(6):181-192.
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制度创新和战略举措。从现实来看,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在外部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及政策环境中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多重样态。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中国特色与国际话语建设相统一等规范原则,在治理实践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规范性、提升治理格局的科学性、强化阵地和话语权建设的主动性,切实加强和维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为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
作者:洪晓楠,男,博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坤平,女,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这深刻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治理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本文基于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背景分析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总体样态、治理原则,并对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进路进行探索,从而为更好推动“两个巩固”局面的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可能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1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系统的治理实践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也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变化。学术界针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及其治理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探讨,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基本内涵、挑战、原则遵循和路径选择方面相互争鸣、颇具价值。
1.1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基本内涵的界定
基于研究内容范式的不同,学者们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界定也有差异。有的学者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手,提出在新时代的时空境遇中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也有学者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是实现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屏障,也是国家安全的主要阵地和重要领域。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面临的信仰危机和核心价值观念遭遇的整体性挑战来看的,既表现在文化领域,也表现在非文化领域,在新时代则体现在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和自愿践行。
1.2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机遇与挑战的判断
由于对意识形态安全的认识范围及认知深度存在差异,导致学者们对机遇、挑战的判断也各不相同。有的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出发,指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权威被社会加速转型中的观念冲突所损害、秩序被便捷复杂的自媒体所扰乱、安全被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所威胁、公信被部分党员干部的懈怠与违法所侵蚀等一系列新问题。有学者以网络微时代为视角,提出微时代既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机遇,也使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未知的全新挑战。也有学者以舆论环境治理为切入点,提出当前国内外舆论环境的状况使舆论传播呈现网络化、社会矛盾迅速表面化、主流舆论引导面临冲击、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多变。还有学者认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仍然复杂,具体表现为思想舆论领域价值观杂而不纯、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状况革而不除、网络公共空间杂音噪音驱而不散、理想信念动摇与道德滑坡现象禁而不绝、敌对势力思想侵蚀力度增而不减等。
1.3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原则及路径选择
有学者在谈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提升中,提到一些主要原则,即特殊性与超越性相统一、建构性与批判性相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有学者在论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过程中提出了相关的原则遵循,包括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加强网络阵地建设与网信事业发展相结合等。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有学者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视角出发,认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网络技术创新、提升政府大数据应用能力、建立相应安全治理的体制机制。也有学者针对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出宏观战略层次就是实现“两个巩固”,中观层面可以从认知—解释、价值—信仰和决策—操作三个系统来探讨可行的和可操作的实现途径和手段。还有学者从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出发提出实践方略,认为通过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网”、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阵地、提升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等方式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及其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并形成争鸣之势。但也不难发现,学者们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内涵与外延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多差异;以新时代为背景考察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总体情势的分析仍不够全面和系统,多从单一维度或领域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挑战进行阐述分析,而整体性把握不足;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原则遵循探讨不够或不充分不深入。同时,由于对总体形势的深层原因、生成机制及表现形式研究多样,因而在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路径时,措施对策多样化,难免呈现一些浮于表面、论证不足和有待深入研究等薄弱之处。正是基于当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本文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出发,试图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总体样态、治理原则进行整体性描述与分析,以提出相对系统的实践方略,更好地回应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2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总体样态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和核心内容。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党必须紧抓意识形态安全,做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从一般意义来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指作为政治实体的主权国家为避免内部或外部敌对势力的侵蚀、破坏和扭曲,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基本政治制度、人民群众政治认同以及国家形象等领域开展的有益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可以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涉及范围广、内部结构复杂,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因此,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明晰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总体概况。换言之,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总体样态是推进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2.1 外部环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呈现新态势
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诸如普世价值观、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及民粹主义等相互掺杂、交织并逐步演化为具有迷惑性和虚假性的错误思潮。在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念强势席卷全球的现实境遇下,西方资本主义借助这些社会思潮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现实中呈现出三种新态势。
一是意识形态的过滤性渗透,即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过滤或取舍真实的信息材料。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意识形态裹挟着新自由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等的片面思想,将“西方社会”等同于“自由民主”,标榜所谓的“人权”。正如李光耀所说,西方一些国家“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二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单向度渗透,即利用人们视野的局限性,试图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整体。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西方意识形态刻意夸大和锁定中国的缺陷,极力在全世界不同的文化圈中打造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定式思维”和“价值标准”,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话语诘难,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阴谋论”“中国责任论”等妖魔化中国、损害中国形象的论调,迫使人们在这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渗透下认知一个“颠倒”的中国形象。三是意识形态唯西化渗透,即借助二元论手法美化西方自身并丑化中国。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把中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想方设法地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围堵,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苏联解体后,西方少数国家将中国作为冷战后西方文明最大的挑战者,利用西方意识形态以“图书、会议、刊物、研讨会”等为“文化武器”,宣扬美化“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并歪曲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图在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击败中国。
我们离民族复兴目标越近、离世界舞台中央越近,西方一些国家越会想方设法攻击抹黑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加大策动“颜色革命”力度。西方国家话语权斗争上的咄咄逼人,使得新时代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成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当前不断提升中国话语权,积极宣扬中国话语,构筑中国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也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2.2 技术环境:媒介融合时代的技术“双刃剑”
科学技术的全方位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从根本上塑造了意识形态发展的业态。网络和信息安全直接关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新媒体的广泛出现和深入发展在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现实挑战。
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数字化信息化的文化建设、信息交流的及时沟通共享等,极大扩展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广度与深度,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正处于技术转型的历史关键时期。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媒体宣传、舆论引导等方式针对我国进行的“分化”“西化”等也进一步升级,借用新媒介进行的渗透与颠覆长期存在、日趋复杂。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民的士气,并随之增加国家的权力,而且正是在这样做的行动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2010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遭到病毒袭击,造成核泄漏以及3万个网络终端感染“震网”病毒;2013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技术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爆料出“棱镜门”计划,这一切无疑给我国网络安全敲响了警钟。“系统和网络瘫痪、敏感信息泄露、服务和应用中断、基础设施被破坏等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安全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积极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释放出最大正能量,就必须从媒介融合的实际出发治理好互联网,这已成为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掌控舆论阵地的关键步骤。由此可见,科学审视媒介融合的时代特征成为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
2.3 政策环境:执政党意识形态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将其作为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内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其一,中国共产党立足长远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基础工程来抓,提出了党管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中共中央印发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推进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制,形成了党委(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其二,提出了以“两个巩固”加强意识形态治理的根本目标,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上升到了全新高度。其三,明确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一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要求,将“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作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旗帜和理论基础的重要表征,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党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意旨是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维系党的执政基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也就内蕴着政党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思想不牢、地动山摇。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才能真正夯实广大党员干部的信仰根基,建设始终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呈现出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但整体向好并不等于全面变好,向好态势并不等于绝对优势。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严峻,妥善化解“四大危险”、应对“四大考验”、守住意识形态阵地良好态势的任务依旧任重道远。因此,一方面需要发挥出意识形态政策的效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政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优化,使意识形态工作更有效、更有力。
2.4 制度环境:意识形态治理纳入制度化轨道
意识形态安全是关乎国运民生之立,涉乎世风族魂之存的首要之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意识形态治理纳入制度化轨道,第一次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顶层设计,从制度化的角度回应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诉求,明确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的坚定信心。同时,中国共产党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颁布实施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规章制度。在之后的实践中,依法追究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污蔑英雄烈士尊严及其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进一步推动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制度化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实践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巩固新生政权开展的治理运动,到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和“两个文明”并举的意识形态体系,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此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最终将意识形态治理纳入制度化轨道,使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走向制度化、法治化。
3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原则遵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坚持四个统一原则,这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指导原则,也指明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
3.1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并作出了科学的阐释说明,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党性原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原则。党性是中国共产党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和作风行为的内在依据,是党员立德、立言、立身、立业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属性。习近平强调“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并将党性的原则“核心”概括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换言之,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意识、强大的政治自信,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有序推进。
二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充分践行群众路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党的事业和工作始终离不开人民。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果行育德、风成化习的力量,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动力源泉。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开展更需要对人民充满感情,了解人民的意愿、倾听人民的声音才能回应人民的关切、满足人民的需求。有了人民这一坐标,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才能置于真实的境遇之中并把“人民的诉求”准确地反馈给党,从而为党的各类政策方针的调整与制定提供参考。
三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参与主体与社会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两者都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因素。党性是相对于治理主体中国共产党而言的,人民性则是相对于治理基石人民群众而言的。从深层次看,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客观基础在于党与人民是精神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二者相互贯通、内在统一。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种一致性与统一性集中体现为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和升华,人民性是党性的主要来源和根基,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人民性以党性为引领方向。
总之,党性和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体两面,即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也就是坚持党性。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要实现两者的高度统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显著特征和鲜明优势。
3.2 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统一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时刻关注“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既要从意识形态的自身出发,也要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参与主体角度加以分析。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地位与“多元化”社会思潮之间的矛盾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不可忽视的矛盾。“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由谁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制度选择。”我们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思想是反映和维护最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其在“多元”意识之中能够彰显其统摄性、根本性、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使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不仅可以在与“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得以巩固提升,同时也在碰撞斗争中实现两者的有效互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中起着引领和整合其他社会思潮的功能,能够有力引导其他社会思潮。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促进中国共产党的“一元主导”地位和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磅礴合力。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思想观念,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时,不能忽视其主体之间的关系,治理本身就需要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才能形成合力协调推进。社会需求多元化的现实情况也表明传统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模式已然难以适应新情况,迫切地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形成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协同治理新模式,既发挥出党的核心领导力,又发挥出社会成员的治理助推力,才能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总体能力,创造一个多赢合作的良好局面。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统一这一重要原则,是对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在治理力量上的具体表现,也从根本上规定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中心指向。
3.3 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最大变量是互联网,它是人类迈进信息化社会的显著标志,也是人们考量“工具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新场域。可以说,科技深刻改变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模式,也使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着价值理念与技术理念之间的矛盾。
所谓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即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既要提高利用媒介技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技术能力,更要提高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价值指引能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工具理性是与价值理性相对应的客观理性。工具理性试图以实际工具操作的有效性为准绳,追求经济效用意义,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西方经济学是工具理性的典型范式。价值理性是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主观理性。它在社会操作中主要呈现为一种终极关怀以及对终极价值的求索,而探求这种价值的普遍原则的过程就是价值理性。若只坚持工具理性,人类的需求会消融到追求技术的过程中,往往会导致技术手段和人类目标之间的错位。若只葆有价值理性便容易导致停滞、效率的低下以及懒惰的滋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相统一的。不存在不沾染价值的纯粹的工具理性,更没有摒弃工具的纯价值理性,工具的理性化要以价值认同为条件,价值理性的实现要在工具理性的根基下才能兑现。如果说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引擎,那么价值理性就是方向盘。失去方向盘的引擎会迷失方向、失去控制,而失去引擎的方向盘只能停滞不前。
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必须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既要发展“过硬的技术”,以技术保安全、以技术促安全;又要将世界置于以现实的人为原点的坐标中,将人民安全作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目的,筑牢意识形态阵地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在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之中。这是对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在治理标准上的具体表现。
3.4 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话语建设相统一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不仅是一场技术博弈,更是一场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所谓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话语建设相统一的原则,就是说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既要坚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要坚持增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文化自信中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世界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的底蕴涵养了中国价值观念“何以为我”的自性内容,是中国话语走出去的重要着力点。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之下,在革命文化的锤炼之中,在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之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彰显出中国特色。与此同时,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之中要合理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成果,须以“当代中国”的本位立场,为我所用。
坚持中国特色与国家话语建设相统一的原则须将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摆在突出位置。当前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已日趋白热化,成为各国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焦点。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将其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政治信仰广泛传播于社会民众,并进而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决定社会舆论走向、凝聚民众思想共识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对此,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话语权提出了明确要求,也表明意识形态对外宣传和传播是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加快构建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坚持自我特色,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鲜明展现中国道路的最大特色和底色,用创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认同。
4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方略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既是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也是一场涉及多个领域的阵地战,更是一场防渗透、防演变的持久战。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等,从制度建构的角度助力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因此,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的重要决定为行动指南,科学抉择实践方略,努力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新胜利。
4.1 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全局性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而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能够极大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全局性,确保党全面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其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重大理论成果,无论是作为理论本身而言,还是深刻探究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论述和丰富实践,都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把握其对意识形态工作者乃至全党提出的要求。可以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锻造思想上坚定、理论上自信、行动上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不断前行的根本力量。
其二,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谁管意识形态、谁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是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首要明确的关键问题,必须深刻认识到“责任为先”“使命为先”的重要意义,才能在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始终坚守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的引领作用。事实证明,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好的舆论是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不好的舆论是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党委要担负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书记要亲自部署负总责;另一方面,各部门各领域的党员同志要有“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政治大局和责任担当意识。
其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党建质量,把党的建设“5+2”总体布局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紧密结合,不仅扩大了党领导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影响力,也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反作用于党建总体布局的助推力。把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与党治国理政的整体布局紧密衔接,在科学审视世情国情党情中全面深化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够全面提升党管意识形态的水平和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全局性、有效性。
4.2 以制度建设为关键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规范性
制度的顶层设计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定下了制度化的基调。如何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是增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制度化水平的迫切任务。
首先,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将其置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制度层级中的最高位置,发挥其举旗定向的根本性规定作用,坚决做到“两个巩固”。其次,完善和强化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制度。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制度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党领导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和军队等多个领域的基本原则,对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内在地包含了已有的国家基本制度,并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延伸出的作为自身需求的基本制度,包括党管意识形态的相关制度等。再次,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制度。它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在相关领域的具体呈现,比如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意识形态报告制度、意识形态督查制度等,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搭建起完整的制度化平台。第四,继承和弘扬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相关的非正式制度。例如,继承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优秀传统和作风、积极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等,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制度结构的全方位覆盖。
4.3 以格局建设为抓手提高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一项具有特定方法、规律和技术条件的科学性国家安全治理工作。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须在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途径“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过程中,构建和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科学性。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以现代性理念、法治性理念引领和指导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指导下统筹协调思想文化多样性发展。毛泽东曾提出以“双百”方针处理好这一关系,因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加强它的这种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适时提出“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尊重思想文化多样性。习近平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一元统领性与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明确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
第二,切实遵循和落实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规律和任务,加快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展开,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具有思想演变的普遍规律和意识形态变迁的独特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指引下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不断落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工作任务。
第三,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方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经历了“新建—探索—完善—深化”的螺旋式上升态势,并日渐融入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建设之中,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方式和程序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中已处于重要地位。完善和优化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方式和程序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一是依法治理,有法可依。任何治理内容都要根据法律法规执行,保证治理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是保证程序正当,保护公民权利。最大可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确保按照流程依法执行。三是保证治理效能,进行治理监督。建立合理的治理监测以及评价机制,保证治理结果的有效性。
4.4 以阵地建设和话语权建设为保障凸显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主动性
当前,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成为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的新战场和主阵地,掌握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焦点,我们应以高度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担当精神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抓好阵地建设和话语权建设。
第一,要精准定位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所处的时代方位,认清凝聚网络共识的重点和难点。在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把意识形态育人工作覆盖到网络阵地相关领域的全体人员、全方位、全过程。习近平指出:“在我国,7亿多人上互联网,肯定需要管理,而且这个管理是很复杂、很繁重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焦点。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要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要大力提高依法治网、依法监督的管理能力,不断探索、开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新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
第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要跟上新时代大学生的成长步伐,筑垒新阵地打好主动仗,构建“三全育人”的新机制。为此,须紧扣育人的各关键要素,探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路径,创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综合集成创新学生思政、教师思政、课程思政、学科思政、环境思政,着力构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机制。
第三,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高校扩展至整个社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筑牢共同价值,实现铸魂育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话语表达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厚植爱国情怀,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有用、可靠、专业的人才。
第四,有效应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警惕各种意识形态陷阱。无论是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还是中东的“颜色革命”,其背后的本质都是利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来达到撕裂社会、煽动对立、颠覆政权的目的。在信息时代,我们须高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旗帜,严防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进行各类意识形态渗透,对于危害国家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舆论及行为敢于斗争。一方面,要将网络空间治理作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新兴媒体建设和应用上赢得先机,抢占信息传播与国际舆论制高点;另一方面,要引导广大人民鉴别和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宣传的渗透性,不断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话语体系,掌握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5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逐步加快。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有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历史定位,也意味着新时代是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重要阶段。
与此同时,我们须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实践进程。从国外情势变化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从未停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总以一种“强国必霸”的逻辑看待中国的发展,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比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会依靠其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深厚的资本累积对世界产生强大影响力。从国内情势变化来看,新时代赋予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历史使命。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复杂化、舆论传播网络化、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多样化挑战的局面一时难以改观。因此,未来需要我们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更深入的理论洞察,更科学的审慎研判,深入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坚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以制度建设为关键、以格局建设为抓手、以阵地建设和话语权建设为保障,切实提高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全局性、科学性、规范性和自觉性,从而为实现国家总体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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